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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司法监督 助力依法行政——以一起行政处罚案件为视角

发布人:管理员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7-02-23    

强化司法监督  助力依法行政

——以一起行政处罚案件为视角

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  张勇

 

【案情】

原告:孙某

被告:遵义市某某管理局

原告孙某系出租车驾驶员,2015年2月26日14时许,原告孙某驾驶车牌为贵CU1387的出租车在红花岗区忠庄客运站载客一男一女,前往红花岗区丁字口处,在第一批乘客上车后不久,另有两名乘客需要乘车到红花岗区丁字口,原告即将第二批乘客一同叫上车前往目的地。随后,原告被被告工作人员查处,以原告的行为违反《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七)项为由,于2015年3月11日对其作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对该处罚决定,遂向汇川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原告驾驶出租汽车在忠庄客运站,有一男一女两乘客上车,车辆刚起步大约一米左右,另有两名男士提出要到丁字口,问原告是否顺路,原告表示需要询问之前两位乘客是否同意,之前上车的乘客表示同意,两位男士随即上车,随后便被被告工作人员查处。3月5日,原告到被告处,被告作出罚款500元的决定,在缴纳罚款后,被告要求原告签订放弃陈述申辩的申请书,原告拒绝签字后,被告改发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于3月11日作出遵运政(2015)第5203167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被告认定事实不清,《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七)项规定“未经乘客同意,不得招揽他人合乘”,但被告却下发“特别告知”,要求驾驶员不得主动向乘客提出并征求是否可以招揽他人合乘。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撤销。

【审判】

汇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条“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其所属的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全省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客运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城市公共交通有关管理工作。”之规定,被告遵义市某某管理局具有对本区域内道路运输工作进行管理的法定职权和主体资格。《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七)项规定“未经乘客同意,不得招揽他人合乘”,该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秩序,规范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违反乘车人意志进行随意“拼客”,本案中原告孙某在第一批乘客上车后,在第二批乘客欲乘车时取得第一批乘客的同意表示可以合乘,并未违反第一批乘车人的意志,也未违反上述规定。本案被告认为原告作为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主动询问第一批乘客是否同意“拼客”,而应当是第一批乘客主动表示可以合乘,原告才能够“拼客”。本院认为,《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并未对乘客同意的方式进行明确,若乘客同意可以合乘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出租车驾驶员在取得乘客同意后招揽他人合乘即不违反上述条例的规定。被告的认为加重了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义务。庭审过程中被告认为如果允许出租汽车“拼客”可能会出现出租车驾驶员“选客”、“拒载”等情况,本院认为,《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十二条已经对出租车驾驶员在运营服务中应当遵循的规定进行了明确,被告可依职权对出租车驾驶员违反规定的情况进行查处。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在取得第一批乘客同意后招揽第二批乘客合乘并未违反《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被告认定原告违反上述规定的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为此,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撤销被告遵义市某某管理局2015年3月11日作出遵运政罚(2015)第5203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评析】

本案有以下程序和实体方面的问题值得分析:

    一、遵义市某某管理局向孙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的涉及其权利义务的单方面的行为。依据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涉及的行政处罚决定属于典型的罚款行为,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修订的新《行政诉讼法》在坚持有受案范围不变的基础上,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的和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如违法摊派劳务),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行政行为纳入了受案范围。同时对权利的保护扩大到了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如教育权、姓名权劳动保障等权利)、行政协议(即行政合同)也纳入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拓宽“民告官”的门槛,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监督,防止行政滥权和行政不作为。同时还有利于保障人权,在公民的人权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时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救济。

二、《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七)项规定“未经乘客同意,不得招揽他人合乘”的理解。审理过程中,被告遵义市某某管理局认为,出租车具有区别于公交车的属性,其使用权在乘客乘坐时间内专属于乘客,司机在已经搭乘了乘客后,又因为有其他乘客招手而停车,违背了乘客的意愿,即使在停车后又补充询问了原来的乘客,但事实上已经侵害了原乘客的自主使用权和专属连续服务的规定,即“停下车后再获得同意,是强迫拼客事实在先而获得同意在后”,违反了原乘客的真实意思表示。

笔者认为,《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七)项“未经乘客同意,不得招揽他人合乘”的目的是在于规范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秩序,避免出租车驾驶员违反乘车人意愿而随意拼客、强制拼客。本案中,原告孙在第一批乘客上车后,在第二批乘客欲乘车时取得第一批乘客的同意表示可以合乘,这一点在被告对第一批乘客的询问笔录中已得到证实,因此原告孙某并未违反第一批乘车人的意志,不属于强制“拼客”。

三、出租车驾驶员能否主动询问原乘车人是否同意拼客。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提出,原告先停车后获取同意的方式属于违反原乘车人真实意思表示,进而认为原告作为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主动询问第一批乘客是否同意“拼客”,而应当是第一批乘客主动表示可以合乘,原告才能够“拼客”。笔者认为,法律及相应法规并未对出租车驾驶员取得乘车人同意的方式予以明确,因此乘车人表示同意的方式属于自主行使权利的范围,若乘车人在出租车司机停车后同意合乘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原告孙某的行为并未违反相应规定。

笔者认为,《贵州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七)项“未经乘客同意,不得招揽他人合乘”的规定,属于法理上的禁止性规范,即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其明确规定不能逾越的界限,出租车驾驶人一旦越过这个线就是违法违规,该界限应当理解为“未经乘客同意”,而并非被告所称的“不得主动询问第一批乘客是否同意合乘”。被告的解读显然扩大了该条文的外延,客观上加重了出租车驾驶人的义务,违反了“法无授权皆禁止,法无禁止皆自由”的行政法理念。因此,本院认为被告认定原告违反上述规定的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判决对其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

【提示】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应当准确理解并适用相关法律法规,避免对法律法规条文的引申解读和扩大解释,将“合法性原则”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最高准则,“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并兼顾行政裁量的合理性,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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