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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间高利贷入刑的几点思考

发布人:易晓彤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7-02-17    

关于民间高利贷入刑的几点思考

汇川区人民法院 易晓彤

    在历史的长河中,民间高利贷在中西方的世界里都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却因为东西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呈现出不同的自我成长和保护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对民间高利贷自身本质内涵的研究以及不同国度领域内法律制度对民间高利贷规制方式的比较研究,以探索我国正确引导和规制民间高利贷健康发展的法律路径。

    一、法律视角内的民间高利贷

(一)经济学原理下的民间高利贷

     从历史发展的渊源来看,原始的借贷性质的资本是现今民间市场当中高利贷资本的原型,但是,从高利贷资本现在的发展趋向来看,两者是有本质性的差异的。现今民间市场中的高利贷资本类型,从其属性来看,是一种生息资本。生息资本最本质的特征是:它是一种所有权资本。握有货币资本所有权的人可以借着握有其价值的所有权的地位,不事生产,而能坐收其利。“他们不放弃资本价值的所有权,但却把这货币资本的机能出让给人。”攫取利息使自己的资本增值都是借贷市场常用的方式,不管是高利贷资本还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背景的借贷资本都是一贯如此。但是,两者具体的放贷对象和目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工商业者一类的职能资本家是借贷资本发放贷款的主要对象,而他们主要职能就是发展生产力,相应地借贷资本放贷后的主要落脚点也就是这一方面了。可是一旦将眼光转移到高利贷资本,资本的价值观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小生产者们努力获得的剩余产品以及生产资料就是成为了他们以收取利息为借口的囊中之物。

(二)法律价值内的民间高利贷

     在法律价值范围以内,对是否为民间高利贷都是围绕借贷本身利率的高低进行的,据此存在以下几种研究方向。第一条路是以正规的金融机构所制定的利率标准为参照进行资金性质的认定;第二条路的导向者则认为金融机构虽在国家的监管范围以内,但是它所制定的内容并不是和刑事法律制度属于同一性质,所以还是应该由法律来制定一个界点进行认定;第三条路则是走的结合国情因地制宜的路线,它以民间金融市场上实际呈现出的常态性利率为标准,本着有利于民间金融市场秩序稳定的目的和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认定。 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我国对高利贷概念界定均是以最高人民法院所出台的相关规定为准。基本上是综合前文所提到的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的结合,基本的参照标准还是遵循正规金融机构所制定的,但是在这之上利用法律的强制性手段为这个标准制定一个法律价值范围以内的界限,就重新升级成为了用来规制犯罪行为的标准。

   二、民间高利贷刑法入罪的必要性思考

    (一)民间高利贷的严重危害性

    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对于借款人而言,由于民间高利贷的利息远远高于借款人所借的本金,而且借款人一般经济能力较弱,还款能力有限,通常都是面临经济窘迫或者诸如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情况,借款人为了解决经济上的燃眉之急才不得已向民间高利贷的放贷人请求帮助,只要借款人到期不能偿还本金和利息,他们的噩梦从此拉开序幕。不仅是放贷人会不遵守事前约定的利息计算进行乱加息、利滚利,并且采用暴利、威胁、欺诈等不法手段让借款人把之前的本金和利息相加再写成一张新的借条,如果不照办,就会采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绑架威胁借款人亲朋好友等手段逼迫借款人就范。

    再则,从宏观的角度分析,非金融机构发放高利贷并且专门从事该行为已经达到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的范畴,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民间高利贷通常都是在国家的法律监管之外进行私下的现金交易,而且交易金额之大超乎想像,以至于大量的现金被用于民间高利贷而造成社会资金失控。这也就造成了这一部分的资金从银行监管范畴内流入到了民间市场致使国家有关部门无法掌握它们的运作情况,无法适时适宜地迎合市场的发展而调整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从而降低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削弱了国家相关政策的效果,金融市场的稳定制度也会受到不良的影响

    (二)民间高利贷的违法性

    民间高利贷本身具有行政违法性,此处即指以发放贷款为常业的职业放贷行为。行政违法性本身的判断,是以行政规范为依据。关于民间高利贷有无行政违法性的认定标准,我国的刑事法律列出了一个政策性的条文。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批复就将民间高利贷区分为了以发放贷款为常业的职业放贷行为和偶然性的互助性放贷行为。此批复对于以发放贷款为常业的职业放贷行为有一个具体的解释。首先,针对的是它事前的批准问题,经过主管部门审核通过才是正规的金融业务;其次,这一类职业性的放贷行为就是经常性地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资金,不区分个人还是单位,而且资金额度还是特别的庞大;最后,由于一直处于无监管的灰色地带,加之行业自身的竞争性调节,使其形成了一个体系性的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这说明,以发放贷款为常业的职业放贷行为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具有行政违法性。

   (三)民间高利贷入罪的社会需要性

    首先,民间高利贷入罪可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依据上文所述,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依赖于金融大环境的规范与稳定。而对民间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规制才能够使国家对金融市场进行完整的宏观的把握,金融机构也才能够获得有价值的政策性指引来进行自身贷款业务的完善和拓展。而这对于民间高利贷本身也是有益的,民间高利贷也是国家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健康有序发展也关系着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

    其次,民间高利贷入罪可以规范非金融市场秩序。大部分民间高利贷的资金都不停地循环在一次又一次的借贷过程当中,非但没有真正地流入实体经济助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一臂之力,而且还会在借款人相应产业正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来个落井下石,正所谓“晴天借伞,雨天收伞”。而如果能让民间高利贷进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以内,允许刑法为民间高利贷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开辟一条康庄大道,届时大量的民间高利贷资金涌入实体经济市场使得相关产业复苏并且抑制住不正常的物价上涨。

最后,民间高利贷入罪可以避免该行为对企业、个人、社会的危害,满足社会大众对高利贷严惩的意愿。民间高利贷这一行业自古以来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人们之所以容忍它如此长时间的存在是因为可以为他们解决不时之需,在现在更是可以帮助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解决难以获得正规资金流支持的困境。但是,随着民间高利贷借贷利率随着它们自身市场规律的调节不断攀升,创造相关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成果已慢慢沉寂出人们的视线。所以,让民间高利贷进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以内,不仅是有利于它自身的良性发展,也可以安抚深受民间高利贷之害的企业和公民的民心,为奠定良好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创造条件。

     三、港台及国外民间高利贷刑法规制现状

(一)台湾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344条规定:“乘他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此所谓重利罪。

重利罪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何为“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力”?当前学者的研究结论大抵有三种:一是以银行的一般放贷利率为标准,超出此标准的即可判定为民间高利贷行为;二是以民事法律中规定的为标准,台湾民法第205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百分之二十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三是以实际借贷市场中的一般借款利率为标准。在之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在认定这一关键问题时,利率高低的衡量已经不是唯一的要素,对于发放贷款行为的身份识别也需要纳入到了考虑的范畴。综合以上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时都是不应该以一个单独的标准为判断,而应当是根据客观情况结合各种因素,比如本金数额、利率高低、时间长短、放贷人和贷款人自身实际情况、事发地的市场情况和动态以及周边地区发放贷款的习惯等等进行考虑是否入罪处罚。

重利罪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被害人在受害过程当中是否自身存在问题的判断。“主流观点认为对于放贷人是一般人的,应该传唤被害人,调查其是否存在急迫、轻率或无经验之情形;对于当铺业者,由于其以此为常业,明知社会上存在因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而举债的情况,而借款人明知当铺条件苛刻,如非有急迫等情况,也不会去当铺借款,因此,法院往往可以据此推定借款人存在急迫、轻率或无经验之情况,而不再将所有被害人传唤到庭调查。”

二、香港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24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放债人)以超过年息60%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4款规定:“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500000及监禁2年;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5000000及监禁10年。”第25条第3款规定:“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

香港地区对民间高利贷入罪的规定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从主体方面来看,任何人均可构成高利贷犯罪且并不以专门经营放贷业务为成立条件。因为《放债人条例》第24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放债人)只要触犯此规定均属犯罪。二是从行为标准上看,关于高利贷入罪的界定,规定了60%为明确的年利率标准,但是立法会也可以根据社会相关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三是从处罚方式上看,其规定了罚金和监禁刑,并且设置了两个档次的量刑标准。最高刑从50万港币的罚金和2年监禁调整为500万港币的罚金和10年监禁的变化反印出近年来香港对民间高利贷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

三、美国

在美国,由于各个州都存在自己的法律体系,所以关于高利贷的法律规制方式也存在多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对借款人和放贷人的借贷协议不加任何的干预措施,让他们完全自由的行使自己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南达科他州以及特拉华州就属于这一种类型;另一种政府则认为,即使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活动,在一些可能会触及法律边界的条款上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硬性规定,所以他们就制定了反高利贷法限制了借贷协议中的利率能够约定的上限。如果不遵守此规定,违法超过规定的利率限制发放贷款的,其已经取得的放贷利息就会被政府没收,或者按照其已经取得的放贷利息的倍数进行罚款,综合某些情形违法情形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强制性的让整个借贷协议停止执行并且让发放贷款的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

《美国联邦反欺诈腐败组织法案》规定,如果利率超过各州规定的法定最高利率的2倍,不管是金融机构借贷还是民间借贷,都构成“放高利贷罪”。例如弗罗里达州法律规定,贷款年利率超过25%但不超过45%构成二极轻罪,超过45%构成三级重罪。 在纽约州,未经过法律的授权以超过25%的利率或者是书面的约定利率未超过法定标准但通过延长或者缩短借贷期间间接获取金钱财务的,都构成犯罪。就算是行为只是处在试图进行高利贷犯罪的时期或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行为都构成犯罪。

   四、我国民间高利贷刑法规制的现状

(一) 按非法经营罪进行判决

    这是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办理的被称为“高利贷第一案”的涂xx涉嫌非法经营一案开始,他们以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为依据。2004年2月,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涂某在成立公司之后,和胡某以公司名义、银行名义或者是某非法互助基金会的名义,通过签订书面借款协议的方式,按单月利息2.5%或者超期后单月利息9%的协议条款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借贷款项,从中谋取了巨额的利益。法院结合国家的政策性规定和相应的刑法条款判决认定其构成非法经营罪。以此为依据,涂某和胡某的行为属于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发放贷款的行为而且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分析,还同时符合了非法经营罪主要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二) 按敲诈勒索罪判决

     在黑龙江省吉林市某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中,两位被告人通过经营地下钱庄的方式,相继敲诈勒索向他们借款的人员200多万元的资金,而且对其中一部分人敲诈勒索无果后,非法的纠结社会上各类不务正业的黑帮人员,通过非法拘禁、绑架等等违法的手段威胁、恐吓借款人从而获取资金。法院将发放贷款以后的一系列暴力行为作为了认定犯罪的主要犯罪情节考虑,将两位被告人按敲诈勒索罪进行了定罪处罚。

(三)按量刑情节考虑

是仅处理由民间高利贷所涉及或者引发的其他犯罪,而对其中的放高利贷的行为仅作为量刑情节进行考虑。依前文的整理叙述,民间高利贷不仅仅是其本身就具有违法性,其还极易引发其他的犯罪行为的产生,如非法拘禁、绑架、赌博、故意伤害/杀人等等。所以,鉴于这一类侵犯人身或者财产权利的犯罪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当中处理高利贷引发或者涉及的犯罪活动的时候就只按照故意伤害或者是非法拘禁等罪名来惩罚罪犯,高利放贷行为就成了只需要附属考虑的量刑情节。

    五、我国刑法应该为民间高利贷增设单独罪名

    (一)民间高利贷行为的罪名设定

    笔者认为,将一种不法行为犯罪化并且是否要为其单独设定条文进行列明和规制时,应该要看该不法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或者它活动的专门领域内是否具有存在的普遍性以及独立的犯罪性质,如果此种不法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或者它专门的活动领域内普遍存在并且其所侵害的法益也有独特性,那么就可以为此种不法行为入罪制定单独的条文,不仅有利于对该类犯罪的规制,也有利于社会大众对此种不法行为及其罪名的认识和理解。在我国,民间高利贷正属于融资领域内一种非正常的普遍现象,其所产生对社会大众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具有独特性,符合为其单独设立新条文的条件。

    从前些年我国一些教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发放高利贷罪”、“放高利贷罪”、“职业放高利贷罪”等等多种罪名。境外也有“高利贷罪”、“暴利罪”、“重利罪”等几种。笔者认为,对犯罪行为罪名的确定最应该的就是要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并且能够准确反映出该种犯罪行为的性质特征,让社会大众能够一目了然。由于民间高利贷一词基本为社会大众所熟知,所以就以“民间高利贷罪”来命名也应该最为社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了。

 

    二)民间高利贷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民间高利贷罪的犯罪主体应该为一般主体,并且任何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构成该罪。因为,实际发放高利贷市场的情况中,大多数都是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发放高利贷的行为,比如近些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如雨后春笋般萌生的小额贷款公司,他们在发放贷款的数额和范围上都要比以个人为主体的民间高利贷活动要大得多,一旦做出违反国家政策规定的行为,将会对个人利益、社会环境和国家金融秩序都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所以必须要事先制定刑法条文予以制约。

其次,民间发放高利贷的活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从中牟取巨额的暴利,那其在主观方面都应当是由直接故意构成。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大多数民间高利贷活动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借款人往往是因为自己正处于急需资金解决燃眉之急状态且无法从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借款而不得已选择向民间的非金融机构提出资金请求,却对此类非金融机构的运营规则不甚了解。所以,就有部分学者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在民间发放高利贷的活动中,发放贷款的人必须对需要资金的借款人的急迫状态有一个明知的主观心理状态,否则就不能构成此罪。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在以往的或者偏远贫困地区的熟人社会或许可行,但是一旦将其放到连邻里之间都互不相识的城市里,就有为民间高利贷行为入罪推脱之嫌了。

最后,民间高利贷罪在客观行为方面就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关于发放贷款的规定并且超过规定的利率限额向社会的不特定对象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其中,是否超过利率限额牟取暴利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且,发放贷款的行为人所取得的实际利息金额才是关键,而不是看表面上所约定的利息。另外一方面,对于实际利益的获取与否是否为发放贷款的行为人入罪的关键点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从立法意图来看,设立民间高利贷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好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在民间发放高利贷的活动当中,只要发放贷款的行为一完成,就已经对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了影响甚至破坏,对于发放贷款的行为人是否从中获取利益只是反应其犯罪情节的轻重,并不属于该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具体的发放贷款的金额、发放贷款人的获利额、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否采用暴利手段催讨债务以及是否造成严重的后果等等方面也可以作为犯罪情节轻重的判断标准。

 

(三)民间高利贷罪的刑罚设置

任何的罪名都会因为实际环境和情况的不同而呈现出千万种不同的犯罪情形,所以事前在进行罪名的刑罚设定时就应该要根据所呈现的犯罪情形的不同而考虑不同程度的刑罚。根据近几年我国民间高利贷的具体情形,结合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与民间高利贷同类罪名的刑罚规定,再参考境外以及国外关于民间高利贷立法例的规定进行设置。首先是对民间高利贷罪的基本犯罪构成进行设定:一是违反国家关于金融市场管理的硬性规定,二是形成职业性放贷体系,三是面向不特定的民众多次发放高利贷。对于此基本犯,可以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加重的犯罪构成要件则可以分列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采用暴力手段和方法催收债务的,二是造成债务人轻伤以上或者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三是造成社会秩序及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严重混乱的。对于以上情节特别严重,在基本犯的基础之上七年有期徒刑以下进行惩罚,并处罚金。若是单位犯此罪的,按照单位犯的习惯性惩罚规则进行处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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