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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轻刑快审改革的制度探索与运行实证分析

发布人:管理员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7-02-22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分配格局的调整,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刑事案件数量日益增多。而受制于有限的司法资源,尚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刑事司法需求,在“诉讼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效率价值受到更多的重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应运而生。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对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提高刑事审判效率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法院改革试点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轻微刑事案件的确定快速理机制的适用缺乏法律支撑等诸多问题。本文拟通过概述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相关理论,结合笔者所在法院试点开展情况的实证分析,以期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推广运行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基层法院;司法改革;刑事案件;轻刑快审;实证分析  

 

 

 

 

 

一、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概述

(一)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沿革

其实早在2007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出台了《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在刑事诉讼领域率先引入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其主旨在于通过对刑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从而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但由于该《意见》系检察机关一家发布,适用过程中受制于法律效力不足、适用范围局限等因素,受关注程度并不广泛。

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两高”在北京、天津等12个省市试点刑事速裁程序,要求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案件,在遵循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试点办法,进一步简化相关诉讼程序。同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为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办理提供了基本遵循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将“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引发刑事司法领域的广泛关注,各地司法机关陆续出台相应试点机制。

(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界定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界定,首先应当着眼于何谓“轻微刑事案件”,虽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并无具体的定义,但笔者认为,不管是否从法律条文进行界定,但为了体现法律的严谨性,务必从法律理论上对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界定。“轻微”顾名思义就是程度低,反映到刑罚上就是罪行较轻。从犯罪论上讲,“轻微刑事案件”就是具有刑事违法性,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

关于“轻微刑事案件”的外延,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将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认罪且适用法律无争议的案件,作为快速办理机制适用的范围。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在承继《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的基础上,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范围作了一定的调整,主要体现为适用刑期调整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方可适用速裁程序,并采用列举的形式,明确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毒品犯罪、行贿犯罪、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扰乱公共秩序犯罪等11类罪名作为程序适用的外延。

关于轻微刑事案件的具体刑罚认定标准,较为主流的学说是法定刑标准和宣告刑标准,法定刑标准是将法定刑为一定刑罚幅度之下的各类案件确定为轻微刑事案件;宣告刑标准是指综合考虑犯罪事实及行为人具有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等因素后,拟定宣告刑在一定刑罚幅度之下的各类案件确定为轻微刑事案件。从司法实务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法定刑标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宣告刑具有不确定性,无法在审理前进行轻罪与重罪的划分,进而影响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程序启动。

而何种刑罚幅度之下的案件可定为轻微刑事案件,其分界线也莫衷一是,《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采用一年分界线说,《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采用的则是三年分界线说,也有学者提出五年分界线说,依据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时常以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一项司法统计数据予以报告,由此得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严重犯罪的结论。笔者认为,一年分界线说将导致程序适用范围偏窄,不利于发挥制度设计的效益目标,采用三年分界线说更为适宜,直接依据是罪名和量刑幅度的数据分析,据统计,现行刑法中设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的罪名达246个,占所有罪名的54.5%,因此,三年作为罪刑“分水岭”,将其视为重罪与轻罪的分界线,更加符合司法实际。

厘清“轻微刑事案件”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机制”的定义,即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在遵循法定程序和期限、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简化工作流程、缩短办案期限,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

(三)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1.破解人案矛盾的现实需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刑事案件数量呈现居高不下的态势,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一审刑事案件数已达1126748件,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通过分析刑事案件分布特点,在判决生效被告人1232695人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罪犯仅占9.37%,可见获判的全部罪犯中轻微刑事案件占很大比例。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在原有诉讼机制之下,案件不分繁简,工作不分轻重,实行相同的诉讼流程,导致司法审理程序上轻微刑事案件与重大案件消耗的司法资源基本相同,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因此,需要构建和创新诉讼工作机制,实现简案快办、繁案精审,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2.宽严相济政策的题中之义。“刑法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犯罪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他人不再重蹈覆辙。”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了刑法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宽严相济作为我国刑法基本政策,也是出于刑法的一般预防目的,其核心在于以犯罪人的具体犯罪行为和主观恶性为依据,对不同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做到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正是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环境中,通过对轻微案件快速、简化、从轻处理,及时作出轻缓判决,避免被告人羁押时间过长,免于诉累和交叉感染,使被告人能够得到及时再教育,减少对抗,促使其及时复归社会,有利于预防犯罪,实现刑罚目的。

3.法律制度完善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发展进程中,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即已创设简易审判程序,但由于只限定在审判阶段,存在适用环节局限、种类单一化的问题。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由原来的轻微刑事案件扩大到基层法院审理的处刑可能较重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明确了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强化了对简易程序案件的法律监督。简易程序的创设和完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办案压力,然而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设立危险驾驶等新罪,并对盗窃等旧罪的刑罚结构进行调整,大量轻微刑事案件需要法院进行审判,而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此类案件,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公正高效的司法需求,需要在简易程序基础上进一步简化相关诉讼程序,并将侦查、批捕、起诉到审判的全部四个环节纳入调节范围,完善简易审判程序中的“不简”问题,最大限度的降低诉讼成本。

    4.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体现。司法案件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案件审理的结果不仅直接决定了各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法治意识的认同,甚至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形象。因此,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通过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案件快速办理,可以使犯罪的人依法及时受到惩处,使受害人的损失及时得到应有的救济和补偿,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及时有效修复,促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四)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与简易程序之间的内在关系

    通过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可以发现该机制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之间既有共性,但又相互区别。共性方面,二者均出自解决法院人案矛盾、提高刑事审判效率的目的而设计,适用的条件都是要求案件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或快速办理机制无异议,且在审理程序上相对普通程序均有所简化。

    但二者又相互区别,体现为案件适用范围、审判组织、审理期限三个方面。一是适用范围不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简易程序不受此限制;二是审判组织不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只能由独任法官审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三是审理期限不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审限各地有所区别,但大多限定为10天左右,相对于简易程序所需要的审理期限更短。

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实证探析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会签下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后,贵州省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若干规定(试行)》,2014年12月1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若干规定>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并于2015年3月下发《关于指定轻刑快审试点法院的通知》,指定包括汇川区法院在内的贵阳、遵义等九个地、州、市的十二个基层人民法院作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试点法院。汇川区院经与辖区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等机关会商,于2015年5月10日联合会签印发了《遵义市汇川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汇川区实施意见》),正式拉开了汇川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试点工作的帷幕。

(一)适用范围

对于什么样的案件可以适用快速办理机制办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若干规定>实施细则(试行)》(下称《省高院细则》)以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加以界分,据此,《汇川区实施意见》也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适用范围作出了相关规定。

从正面适用条件上,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3)适用法律无争议,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适用快速办理程序无异议;(4)须是交通肇事、危险驾驶、失火、故意伤害(轻伤)、非法拘禁、盗窃、抢夺、诈骗、毒品犯罪、寻衅滋事,以及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扰乱公共秩序等犯罪,情节较轻、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可以看出,相对于《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汇川区实施意见》结合了本地案件实际,将失火罪列入适用范围,但并未将行贿犯罪纳入,并明确故意伤害罪适用改程序的的损伤程度限定为轻伤,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制定的实施意见,在适用范围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基层探索。

负面清单方面,《汇川区实施意见》列举了九个方面的排除适用的情形:(1)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盲、聋、哑,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2)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证据有异议或者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和快速办理机制的;(3)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或者不负刑事责任的;(4)被告人有立功线索需要核实的;(5)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6)辩护人做无罪辩护或者对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事实证据有异议的;(7)对定罪量刑的证据的认定、适用法律有分歧的案件;(8)复杂的共同犯罪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敏感的案件;(9)具有其他影响快速办理的客观原因或不宜快速办理的情形。

《汇川区实施意见》承袭了《省高院细则》的规定。在审判环节,汇川区法院在审查时也严格执行上述规定,送达起诉书副本时,询问被告人对于犯罪事实、罪名的意见,确认其是否同意适用该机制,开庭审理时也会确认被告人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意见。

(二)制度构建

除了对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各环节予以规范外,《汇川区实施意见》着重在审判阶段的程序启动、社会调查、庭前准备、庭审流程等环节进行了简化设置,有效提高了审判效率。

1.程序启动。《汇川区实施意见》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选择权。公安机关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决定是否适用该机制,决定适用的,应当在卷宗封面右上角加贴“快速办理”标志。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收到“快速办理”标识的刑事案件后,符合条件的当日移送侦查监督或公诉部门,认为不宜适用的,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审判阶段,人民法院收到“快速办理”标识的公诉案件后,符合条件的当日立案,不符合条件的及时告知人民检察院。

上述规定,并未禁止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适用该机制审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未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汇川区法院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要求应用尽用,对于符合适用该机制审理的案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已经适用该机制的原则上必须适用,即便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适用,我院原则上也应主动适用该机制进行审理。

2.程序终止。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发现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中止审理情形的、或案件不符合适用快速办理机制条件的,可以依职权终止适用快速办理机制,转为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这主要是指对于法院立案部门将案件立为快速办理机制后,审判团队或承办法官发现案件存在上述不符合快速办理机制的情形,或发生中止审理情形的,应当转为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并将相应情况告知公诉机关及被告人、辩护人和他诉讼参与人,告知情况应记录在案送达。

3.社会调查。人民检察院提出适用管制、缓刑建议的,应在起诉前委托相关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进行调查了解,并在三个工作日内向委托的检察院和受案法院出具对被告人的调查评估意见。

4.庭前准备。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简便送达,送达方式简单快捷,即通过口头通知、电话、短信通知等简便的方式将开庭时间、地点分别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并记录在案即可;二是全面审查事实证据,确定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不存在争议,以防止在后续的庭审中出现不适宜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情况,导致快速办理机制程序终止;三是拟判意见提前制作,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都是案情简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争议的案件,因此,庭前就要制作好拟判决意见,只要庭审环节未出现例外情形,均可当庭判决。

5.集中庭审。对同期适用快速办理的若干案件,开庭采取多个案件集中开庭审理(逐案进行);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可摘要宣读起诉书,公诉人、辩护人以及审判员发问可简化或者省略;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可一并进行,直接围绕罪名确定、量刑问题展开调查和辩论,且控辩双方可仅就证据名称及证明事项进行说明,不逐一质证;被告人当庭认罪、同意量刑建议的,还可以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6.当庭宣判。适用快速办理机制审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在庭前作好拟判决意见,并根据庭审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后即可进行当庭宣判,除非在宣判前出现特殊情况导致案件出现不能适用快速办理机制,应转为其他程序审理的情形。借助填充式的的裁判文书模板,可实现当庭送达判决书,至迟应当在宣判后二日内送达。

7.审判组织。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由独任法官进行单独审判,无需组成合议庭审理。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大多数属于疑难复杂案件,特别是事实不清,证据存疑或者矛盾大、争议大的案件,而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应当是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明了、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无争议、仅是尚未确定案件如何量刑,由独任法官进行审理即可。

8.文书签发。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裁判文书由主审法官签发,这既是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将案件裁判权和文书签发权交还法官,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缩短诉讼期限,提升审判效率,从而实现快速办理的目的体现。

    (三)试行成效

2015年5月试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以来,汇川区法院依照质量优先、依法从快、协作配合的工作原则,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缩短各个环节的办案时间,简化工作流程,实现“快立、快审、快结”,初步达到了提高效率、强化质量、化解矛盾的目的。

1.诉讼效率明显提高

    “迟到的正义即非正义。”在刑事犯罪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必须重视效率价值,及时对犯罪分子施以刑罚,迅速弥补被害人心里创伤,是对刑罚价值最好的体现。20156月份至2016年10月,汇川区法院适用轻微刑事快速办理机制审结案件365398人,占同期结案数的31.8%,在审判环节实现“3个100%”,即100%的案件当日立案,100%的案件在10日内审结,100%的案件当庭宣判,平均审理期限为2.8天,相比一般简易程序下同类案件提速54.1%

2.案件质量稳步向好

审判质量既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评判法院审判工作的直接指标。汇川区法院适用轻刑快速办理机制审结的365起案件中,上诉案件仅为20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4.5%,无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二审维持率达100%,案件质量稳步向好。同时,由于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经快速办理机制迅速审结,刑事审判团队的资源开始更多地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从而带动整个刑事审判质量的提高。

    3.矛盾纠纷得以化解

    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由于诉讼周期短,审判效率高,案件效果好,有罪被告人被迅速绳之以法,无罪被告人得及时还以清白,及时抚慰被害人的创伤,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

(四)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机制启动具有随意性。虽然汇川区公、检、法、司多家机关会签了实施文件,但因没有规定符合适用条件的案件强制适用,也没有制定对应的考核办法,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积极性不高。从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试点至今,由法院启动快速办理程序的案件达301件,占82.4%,检察院启动48件占13.2%,公安启动16件占4.4%。

1:启动快速办理机制的主体统计情况

 

由于公安机关侦查过程所需时间较长、原有考核中对于批准逮捕率、错案率等指标的考虑,公安机关对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积极性不高,从试点至今侦查阶段起就适用了该机制的案件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工作惯性,对于公安机关未采用该机制办理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很少主动采用。人民法院为解决当前突出的人案矛盾,在考核时非常注重效率指标,所以适用最为积极。这样的结果,是不能形成三机关的合力,不能更加有效地形成对认罪认罚案件从快从轻处罚的法制氛围。

2.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较之于201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汇川区法院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可以适用的案件范围更加宽泛,并不局限于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原因前文已作说明不再赘述。但是,根据《省高院细则》制定的快速办理机制适用范围,依然被限定为危险驾驶、交通肇事、伤害、盗窃、抢夺、诈骗、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毒品犯罪、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扰乱公共秩序犯罪,这与司法实际有一定出入,可能导致法院受理的轻微刑事案件集中在几个罪名范围内,对此,我们可以从汇川区法院审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分布上进行分析。

 

2: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案件分布统计

 

 

危险驾驶

 

交通肇事

 

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

 

毒品犯罪

 

数量

45

29

7

154

3

7

3

1

74

42

占比

12.3%

7.9%

1.9%

42.2%

0.8%

1.9%

0.8%

0.3%

20.3%

11.5%

 

3: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机制刑罚情况统计

 

审结

刑罚情况(人)

(件)

(人)

免除处罚

管制

单处罚金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数量

365

398

1

103

0

10

96

156

32

占比

——

——

0.2%

25.9%

0

2.5%

24.2%

39.2%

8%

 

从图2、图3可以看出,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审理的案件,盗窃、毒品犯罪和危险驾驶罪占全部案件的74.8%,而判处的刑罚集中在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单处罚金范畴,占比达92%。

尽管以列举式将轻微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适用范围限定为危险驾驶等一定范畴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量刑规范化的需要,但势必将部分轻微刑事案件阻却在适用范围之外。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自愿认罪且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因为其罪名不属于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范畴,而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进而造成一定的司法资源浪费。且出于保护被告人权益的考量,《汇川区实施办法》将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盲、聋、哑,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彻底排除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而不顾即便是未成年人,尤其是盲、聋、哑人,依然应当享有选择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从而迅速接受审判的权利。

3.裁判文书简化程度有限。虽然规定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审理的案件使用格式化裁判文书,但相较于此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仍然需要罗列证据,简化的程度还不明显。由于控辩双方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均无异议,庭审举证、质证进行了简化甚至省略,故判决书只需对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罪名均无异议的事实进行确认,完全不必罗列证据。在文书形式上,也可以考虑采用令状式或者填充式裁判文书。

三、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完善建议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是破解人案矛盾、缓解司法资源不足的有效措施,通过迅速审结大量事实清楚、案情简单的轻微案件,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事实繁琐、证据复杂的疑难案件中,有利于提高法院刑事审判的整体质量,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通过近两年的试点后,各地司法机关在探索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过程中均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如法律依据不足、适用范围有限等共性问题,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自上而下的司法推动,将快速办理机制纳入刑事诉讼法调整范围,建立有别于简易程序的快速办理程序。

1.适当扩大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适用范围。目前相关规定、意见采用内涵加外延的定义形式,限制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适用范围,给实践操作带来不便,导致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适用范围较为狭窄,有必要对其适用范围予以明确并适当扩大。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初衷,在于从快处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以达到案件繁简分流、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的目的。因此,其适用范围不应局限于危险驾驶、交通肇事、伤害、盗窃、抢夺、诈骗、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毒品犯罪、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扰乱公共秩序犯罪等罪名,而应当将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其他案件纳入适用范围,不再列举可以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具体罪名,只要把握好社会危害性小,被告人对犯罪事实无异议并主动认罪这几个原则就足以,以不变应万变,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

2.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强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对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启动并无决定权,只能逐级建议适用该程序,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的,可以决定适用速裁程序。《汇川区实施办法》虽然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院决定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权力,但公安机关、检察院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积极性并不高。笔者认为,对于符合条件的轻微案件,应当强制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适用快速办理机制,从而整体提高刑事诉讼效率。

同时,通过立法规定,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中公检法三机关在各个办案阶段的工作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如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启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条件、提请批捕和移送审查起诉时的程序内容简化等;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审查报告的简化制作以及时限规定等;法院在审判阶段送达告知、庭审简化以及不适用快办机制的转普等。从而对各办案主体的工作内容和责任进行明晰,严格轻微刑事案件快办机制在实践中的落实,推动轻微案件快速办理的常态化和规范化。

3.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的证据制度。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程序就是一个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过程,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能区分重罪和轻罪的证据证明标准,且证明标准不具体,导致实践中公安、检察和法院对具体案件的证据标准把握时常出现分歧,从而影响案件的办理。为了高效、稳妥地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有必要对实务中高发的犯罪类型,如盗窃、危险驾驶、故意伤害等,由相关办案部门商讨确立标准化的证据规格,制作“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证据收集指引”,明确指控各类犯罪所需的证据种类、证据表现形式、取证主体、取证程序、部分证据缺失时的补强措施等,这样既可以使轻罪案件证明标准与重罪案件证明标准相分离,也有助于规范和统一公、检、法三家对证据标准的把握,使轻微刑事案件真正实现快速流转。

四、结语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审判工作,一项制度的生命力如何,要靠实践来最终检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已出台的制度正切实指导有关部门具体的司法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一部法律、一项制度自从出台之日就已经落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了。因此,快速办理机制要想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现不足,不断完善。但值得欣喜的是,该机制的设立之初紧紧围绕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设计目的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因此,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必然会受到国家、社会以及当事人的高度重视,这样的条件注定了该制度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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